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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sdt充币教程(www.6allbet.com):原创 清咸丰同治年间宣城人口损失考量(中)

admin2021-11-1614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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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题目:清咸丰同治年间宣城人口损失考量(中)

陆再奇

第689期

摘要:通过梳理现有史料发现,清咸丰四年(1854)正月至同治三年九月,太平军与清军在今宣都会境内相互争取前后长达十年零九个月,宁国府城和广德州城先后八次沦为双方争取战场,泾县、宁国、旌德、绩溪、建平(1914年更名郎溪)五座县城先后二十一次沦为战场。战争不仅遍布全境,而且在许多地方多次得而复失,形成混战和拉锯战局势,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中后期尤为猛烈。

《平浙纪略》云:“太平军盘踞金陵,视皖南为四达之衢,日驰骋出没其间,鹘落豨屏,飘忽无常,东备则西走,尾击则首应”。清军浙江提督邓绍良、湖南提督周天受,总兵戴文英、李嘉万,副将荣升、朱景山、蔡应龙,皖南道尹福成,宁国知府颜培文,宣城知县王乃晋、建平知县何预纶、泾县知县崔琳、宁国知县吴世昌和李鸿等在境内战死;太平军根王蓝得仁、匡王赖文鸿、黄文英等在境内战死,保王童容海、奉王古隆贤及多名主要将领在境内投降清军。

咸丰同治年间,太平天国与清军的战争遍布泰半个中国,然则,从清军统帅曾国藩、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奏章及现有的研究成果综合剖析,今宣都会境在安徽省内甚至天下可能受灾最惨。

三、人口损失缘故原由剖析

“清军要头不要毛,长毛要毛不要头。”老国民只要听说是清军要来或长毛要来,拼命向深山老林里潜藏,跑慢了就没命了,老人、妇女、小孩跑的慢,死的最多,至今境内民间仍有“长毛跑反”之说。

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太平天国首都天京陷落。七月七日,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、堵王黄文金、昭王黄文英、偕王谭体元、首王范汝增、恤王洪仁政、匡王赖文鸿、扬王李明成等率太平军余部护送幼主洪天贵福从湖州突围,经广德、宁国退往江西、福建。清军四处围追堵截,所到之处,焚掠一空。

光绪《广德州志•兵寇》载:“广(德州)、建(平县)一带遭难最惨,或一村数百户,仅存十余家,或一族数千人,仅存十数口”。“自庚申二月(1860年3月),贼窜州境,出没无时,住民遭荼,或被杀,或自殉,或被掳,以及饿殍疾病,殒命过半。……庚申(1860)至甲子五年中,民不及耕作,粮绝,山中藜藿薇蕨都尽,人相食,而瘟疫起矣。其时尸骸枕藉,门路荆棒,几数十里无人烟。州民户口旧有三十余万,贼去时,遗黎六千有奇,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奇祸也。”

曾国藩《宽免皖省钱漕折》载:“皖南徽、宁、广等属,干戈之后,继以凶年,国民殒命殆尽,白骨遍野”。沈葆桢《沈文肃公政书》载:“发逆焚戮之酷,无甚于徽宁者,孑遗之民,存什于千百”。

(一)战争

(1)清军和地方团练的屠杀。太平军和清军在境内举行的拉锯战,在看待老国民方面,清军甚至比太平军加倍残忍。〔法〕史式微《江南传教史》载:清兵好像在同叛军(指太平军)竞争到底谁更凶残,他们每到一地便洗劫一空, *** 地、毫不留情地看待可怜的民众”。同治元年六月《同治朝东华续录》载:同治元年(1862)清廷一份上谕划定:“随贼接触抗拒官兵,不能及早早横竖,未来克复城池,悉行剿杀”。卖力镇压太平军的湘军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道上谕。同治元年六月十四日清军攻陷宁国府城时,“大叫直入东门,除跪降及老弱妇女外,一律斩薙无遗,前后毙贼几及二万”;“攻入旌德县,挨村洗劫,”逢人便杀”。同治元年(1862)十二月,清军撤离旌德县城,以“不与发匪安身之所”为籍口,下令将县城内外房舍尽引焚毁。“游勇散兵四处为害,荼毒生灵狠比‘长毛’倍之”。民间童谣“清官军,猛于虎,驱贼既不能,杀人又纵火”。

此外,地方绅士“兴办团练”的种种用度不仅取自民间,而且各团练“以旗械华美相炫耀攀比”,“团而不练团”。皖南道尹福成在奏折中称:“皖省自军兴以来,各邑绅士往往借团练之名,擅作威福,甚且杀人如麻、攘夺民财、焚掠墟落,无异土匪”。《旌川杂志》载:白地团首王炳炎(外号炎老五)少年狂妄,滥杀立威,有民从“贼”中逃出者,遇辄杀之,以张阵容。其所召团丁,均属无赖之辈,荼毒人民,“未曾驱民害,反觉添民难”。旌德民谣 “旌德人死得苦,害在炎老五”。鉴于军队的滥杀,清军统帅曾国藩不得不公布禁令,严整军纪。

(2)太平军滥杀。在战争初期,太平天国军队纪律严明,将领对手下约束严酷。咸丰十二年(1860)从美国回到海内的容闳至南京对他“几欲起而为之响应”的太平军实地考察后以为:“太平军之对于人民,皆甚和平,又能勉力珍爱,以摒挡人心。其有焚掠肆虐者,施以极严之军法。”但他也以为太平军如“埃及石人首有二面”。早先“凡崇敬天主,信仰救主圣灵,扑灭偶像庙宇,克制 *** ,守安息日,饭前后战争时均祈祷,种种耶教中重大这要旨,太平天国无一毕具。”〔清〕刘学诚《兵灾记》载:“咸丰六年(1856)贼内翼王带兵数万,从青阳、石台走太平、过三溪、下泾县、到宁郡。三月二十三、四两日过尽。典铺内并富家绸衣带去,余物不要。黄花岭至浙溪桥杀死者三十余人,掳去者不满百人,数日间逃回泰半”。

咸丰八年(1856)九月,“天京事情”发生,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东王杨秀清、北王韦昌辉及所属部众近三万人被屠杀;咸丰九年(1857)6月冀王石达使气率近半太平军部众出走,太平天国无气大伤,由盛转衰,厥后加入太平军的多是“无业游民,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”,“盖此无赖之尤,既无武士纪律,复无宗教信仰”,“迨占有扬州、苏州、杭州等城,财富富而多美色,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下而愈况”。朝纲松弛,纪律废弛,抢掠财富、杀人如麻时有发生。“至日杀数人,亦不能禁其抢掠,不肖者且阴纵之”。

另外一个主要的缘故原由是:地方世家大族奉清 *** 之命组织团练匹敌太平军,情形发生了转变。如:咸丰三年(1853),旌德西乡庙首镇人、刑部侍郎吕贤基赴安徽省任督办团练大臣,其子吕锦文在家乡开办团练局,多次攻打和抵御太平军。由于地方团练均是地方青壮年老国民,衣饰、方言与一样平常老国民没有区别,太平军复仇时,难免杀伤扩大化。咸丰十年(1860),吕氏父子家园庙首镇遭到太平军复仇式围歼,战前四万余人,战后锐减至二千余人。

宣城金宝圩,三国孙吴时开垦,时为皖南境内最大的圩区,圩周120余里,良田数万顷,住民数万户,“土沃民殷富”。咸丰六年(1856)起,盐提举衔侯选训导丁翥与袁澄、魏珍、王兰、刘汉川、唐文炳、刘启林等开办团练,“捐资募壮士,教士步武,成劲旅”、“力抗悍贼”,咸丰六年(1856)二月和咸丰十年(1858)八月宁国府城两次被太平军攻破,金宝圩屹然耸立,“贼攻则败去”,“为宁国(府)、太平(府)、金陵(府)诸富家大族所萃”,远近归依者数万人。同治元年(1862)十二月,太平军侍王李世贤率军围攻数旬终于被攻破。圩破后,太平军放肆屠杀达八、九万人之多,遗存的一千多名练丁逃至芜湖,曾国藩对其编营安插。

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《能静居士日志十六》写道:同治二年正月十七日载:甲子,阴,顺风,下昼微雨。金宝圩在(宣城)邑东南,其地民团守十年,为宁国、太平、金陵诸富家大族所萃,于去腊中旬失陷,死掠无数。周围绕数百里内,去年皆有收,自贼至,尽弃盖藏而走,来芜地者,不下数十万,百孔千疮,莫可赈恤。现在贼营离此近者二、三十里,据高阜可望见。

广德篁村堡(今桃州镇蔡家岭南),光绪《广德州志》卷八十五《杂志•兵寇》载:“自庚申二月(1860年3月),贼(太平军)窜州境,出没无时,住民遭荼,或被杀,或自殉,或被掳,以及饿殍疾病,殒命过半。存者至于无可托足,皆迁避于南乡篁村堡。堡民负险拥众,其地倚山,四周环绕,廓其中而隘于路口,故易守。贼屡攻不克,益壮其阵容。最后为贼酋洪容海率党攻破,放肆屠戮,住民无得脱者。”同治二年(1863),投降清军的太平军将领童海容(原名洪海容,为避洪秀全讳更名童海容)部攻陷篁竹堡,放肆屠戮,民团遇害者达万人。

宁国梅村“仙人洞”,地形险要,十分隐备。邑人周赟《梅村千人墓记地》载:吾邑东梅村之山有仙人洞焉。山半一径,缘崖右转,危岩上覆,绝壑一悬,横残裂一缝,游者仰而先入其足,负石斜下丈许,乃得平地,渐入渐深,亦渐高峻。乡人避其中者日众,多至千余人。乃籍其户口,推一人为洞主,水火收支皆有司。人各选胜而栖,居积鳞次,灯火星罗,往来交易成“洞市”焉。贼爇草薰之,烟不入,灼薪投之火不燃。贼众无可如何,故蹂躏三载,洞中人如在桃源焉。太平军酷刑通过拷打村妇,问出破之策,纵火熏死洞中1300余人。洞中烟火10多天后才自然熄灭,今后,10多年再也没人敢进洞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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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清军较太平军的杀戮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一件使曾国藩声誉大受诟病的是他坚决主张将叛乱者斩尽杀绝。曾国藩推行的杀尽叛军为唯一目的的政策,实际上延长了太平军的殊死 *** 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后写的自传中回忆:若是曾国藩及其部将对讲广西话(太平天国的发源地)话的太平军接纳纳降、而不是坚持一概杀戮的话,太平军早已自行解体了。

容闳在其《西学东渐记》书中写道:(咸丰十年、1860)十一月十二日,(余)离无锡赴常州。自苏至丹阳,舟皆行运河中,河之两岸,门路犹完好。途中所见皆太平军。运河中船只颇少,有时经日一遇一舟。运河两旁之田,皆已荒芜,草长盈尺,满目蒿莱,绝不见有稻秧麦穗。旅行过此者,设不知其中真象,必且以是归咎于太平军之残暴。殊不知官军之残暴,实无以愈于太平军。

曾为太平军俘虏的李圭,咸丰十年(1860)闰三月,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,与及其叔同为被俘,后为太平军“司笔札”,居太平军中二年半,逃至上海后,追述那时履历,著有《思痛记》。他在中《思痛记》写道:“各处烧杀抢掠,亦多有为溃败之官军所为者,不尽属贼也。又官军败贼,及克复贼所据城池后,其烧杀劫杀之惨,实较贼为尤甚,此不能不知也”。皖南石棣绅耆《致在省绅书》哭诉受害情形:“兵勇拆毁衡宇以作柴薪;捉去归民为伊搬运。所有店肆,被兵勇辈占居生意。更有苦力人等,借名砍伐竹木,而实攫取室中器物。城乡内外,衡宇完全者百无一二。云云横行,以致归民有官兵不如长毛之叹”。

从杀戮的工具来看:太平军镇压的多是权要豪富和缙绅田主,对一样平常的平民则是力滥杀。据《太平军在上海》载,那时在华的外国人亦有同样的看法:没有疑问,叛军也有时迫不得已必须相当无情地使用他们的大刀,但这只在为了珍爱他们绝对平安的时刻才会使用。城里的人也许逃避一空,且由于种种缘故原由致死而躺在地上的尸休,为数也可能很大,但若把这种情形归罪于长毛(注:指太平军)的太过残酷与嗜血成性,那是很不公正的。”

然则,清军则滥杀无故。曾国荃在攻隐安庆后,清军“排队入城,乱杀未曾作战之平民,不分男女老幼。其被残杀之遗体,顺大江湍急之水,东流入海。我(注: 英国人吟琍)亲见此种惨被凶酷的妖怪用种种残虐方式所杀戮之尸骸,顺流而下,整百整千,乱挤成团。”同治三年七月十九日清军攻破太平天国首都,进城之后湘军就最先大规模地烧杀抢掠。据清人纪录:“金陵之役,伏尸百万,秦淮尽赤,嚎哭之声,震惊四野。” 所谓伏尸百万,除了战死者,就是清军在城内外屠杀的平民。

(二)饥荒

道光以来,境内灾荒不停。咸丰元年,宣城金宝圩鼠伤田稼。四年、五年、七年、八年,蝗虫害稼,连年荒歉。同治《宁国县通志•杂志类》载:宁国县“咸丰二、四、五连年荒歉,飞蝗蔽天,所集田,苗稼立尽”。残酷的战争,又使人们无法正常从事农业生产。

《泾川张香都朱氏续修支谱》载:“(泾县)咸丰庚申,粤匪蹂躏者三季,荡析离居,逃避四方”。战争致使人迹罕有,则野兽横行,夜晚人们只得打着竹筒呼唤,吓退野兽,单家独户不敢栖身。

同治《宁国县通志•艺文志》载:“自兵火后,人烟稀少,草木繁盛,野猪百十成群,所过田禾立尽。农民于禾熟时露宿田间,呼号四彻。”宁国县境内还遭受虎患之灾,“吞噬性命,仅如鹿猪,始而啖食行路,复徙他所;今则白天捕掠,渐逼郭邑”。虎患使得“春农力作,避之无时;负米拾薪,昼不敢走”,严重影响了农耕生产。加上清军、太平军对粮食的掠夺,人们乏食,饥馑荐至。

太平天国前期,军需粮饷主要来自于沿途攻克的官厅府和富豪的“纳贡”;后期,被清军历久包围在一地,又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,加上连年自然灾害粮食极端匮乏。为了解决军队给养而就地举行横征暴敛,作战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解决粮食欠缺问题。同治元年(1862),春荒异常严重,活跃在境内的太平军侍王李世贤、辅王杨辅清、堵王黄文金、襄王刘官芳、匡王赖文鸿、奉王古隆贤等部为就粮求活而奔走转战,不仅导致了太平天国为解救天京之围制订的“进北攻南”设计失败,而且折损了大量的有生力量。

湘军统帅曾国藩在给其同寅的信中以为:太平军向清军投降的一个主要缘故原由是因为“米粮甚少,金陵贼首不愿少为拯救”,“贼中无米,急图横竖以便就食。”驻扎在皖南的十余万湘军由于清 *** 供应的军粮饷不能及运到,以至攻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,加剧了人民的贫穷。清军和太平军所到之处老国民“掘野菜和土而食”“人相食”的纪录史不绝书,甚至泛起了将人肉标价出售的征象,袭击人伦道德底线。同治元年4月2日(三月初四)曾国藩在其家信中云:“口粮极缺,则四处皆然,兵勇尚有米可食,皖南国民则皆人食人肉矣”。胡在渭《徽难哀音》(二编 )载:“贼未退以前,墟落粮食已尽,往往掘野菜和土而食,贼既退,米价每斗至二千钱,(人)肉每斤五六百钱,日不能具一食,绩溪之墟落,有至于食人者,于是饥饿而毙者,亦不能胜计”。

咸丰十年(1860),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旌德县城驻兵一年半之久,时旌德团练局团总吕锦文偕白地团练首领王炳炎,退守箬岭(老庵)恪守,驻旌德、太平两县太平军围攻箬岭,始终不克。旌德白地、江村等地处战场前沿的村民深受其害,“围困日久,内外隔离,民初啖皮箱,糠秕,草根、树皮。迄腊月天雪,掘食死尸,并杀人为食”。旌德江村《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》载:“咸丰辛酉(1861),吾族十室九空,遗孑之民至于相食,其存者不及嘉道盛时百分之一”。“族人丙崖,兆棠皆被人食。兆棠病卧在床,见有持刀来者,因哀之曰:‘我终为君腹中之物,何妨稍缓须臾,待我气绝矣’,亟戕之。又族伯笏迁,以三子全福出嗣胞弟,年已十三矣,为嗣母所食。此二者,那时不戕,后又知丧于谁手?”谚云:“挨到嗷嗷欲疗饥,权寻人肉刳在手。人肉未食已巳颓,巳身之肉人拿走”。

(三)瘟疫

连绵不停的战争,尸横遍野,尤其是遗体没有实时清算,遇高温腐烂,“蒸郁积为瘟气”,极易引发瘟疫。一人患病百人被染,拯救不及,只需几日即成伸张之势。

据张剑光《三千年疫情》及《曾文正公全集•未刊信稿》载,同治元年(1861)至三年皖南、苏南、浙西北发作的瘟疫,宣城、广德、宁国、泾县等无一幸免,“疫病所至、村子为虚”,“白骨蔽野、十室九空”。

同治元年八月,曾国藩特使、湘军将领甘晋在致曾国藩信中讲述说,湘军占领宁国府(治今市区)后(注:指六月十五日,浙江提督鲍超率部战胜宁国府,见曾国藩同治元年七月初二日《克复宁国府城并请奖恤着力员弁折》),“暑疫大作”,疫疾殁者十之二三,患病者十之三四,其能出队者不及四成。刚攻克宁国府时,城内原有住民加上投降的太平军总人口不会少于二万多人,再加上进城从事贸易的商人和质料来出逃的住民,总人口数会跨越三万,但最近两月以来,清军加上平民瘟疫去世的有二三万人。看看城内走在路上的人,一个个面带病容,十人中仅一二人是康健的。城内外五、六里,人死后留下的臭气简直不能忍受,一路上还没掩埋的病尸,纵然想快速地把遗体埋进土里,但谁去埋,谁马上也会得病,因而没有人敢去埋死人,(有旋埋而掩埋之人旋毙者),只能听凭臭气冲天。沿路尚有尸骸,在城河(主要指水阳江、宛溪河)里,漂浮着遗体,相互毗邻有三里光景。遗体上生满了蛆,只要有船经由,这些蛆就会爬上船沿,吓得船只不敢通航。城里的水井和近城的河流湖泊,都最先发臭混浊,人若是一吃这水就会染疫,以是没有人敢吃。

严重的疫情,迫使曾国藩不得不向清廷告急奏报。闰八月十二日,他讲述说:“长江南岸各军,普遍盛行疾疫。只管现在已是秋天,但疫病仍没有暂停减缓的迹象。疫病以宁国(府)所属境内最为厉害,金陵次之,徽州、衢州次之。水师及上海、芜湖各地驻军,也都是疠疫繁兴,殒命相继,战士减损严重。”他在讲述中凭据甘晋的汇报,着重把宁国府的灾情谈得十分详细。他说宁国府城内外,尸骸散乱,无人收埋,军民殒命相继,道殣相望。河中积尸生虫,往往缘船而上,河水及井水都不能以吃了,一些有财力的住民,用船到数百里外装水运回城内饮用。整个宁国府城臭秽之气冲天,十病八九。由于畏惧感染,无人敢靠近病人,更不用说病人能够获得有用的治疗了。许多病人被集中到一起,由于康健人都吓得走开了,无人送药,连饭也没有人肯烧给他们吃。

自这年七月以来,以宁国府为首的这次安徽疾疫大盛行,给予湘军袭击极大,士卒伤亡达十之四五,“疾病物故万有余人,良将循吏折损孔多。” 鲍超霆军营中病者万余、死者日数十人。统帅鲍超本人不得不在逃至芜湖养病,由总兵宋国代统其军。张运兰一军驻扎在太平、旌德等处,“病者尤多,即求一缮禀之书识、送信之苦力,也难过其人”。曾国藩感叹道:“诚宇宙之大劫,军行之奇苦也,”“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”。将领士兵死伤得这么多,一定是大大削弱了湘军的战斗力,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却重新获得了生长的机遇。

光绪《广德州》载:“五月至八月积尸满野,伤亡殆尽”。民国《宁国县志•杂志》载:“同治元年,乱定。五月,宁国瘟疫盛行,全境殒命枕藉,无人掩埋”。同治《宁国县通志•杂志》载:“遗体遍野,疠气干宵,阴郁成灾,祸延游客,阳微积眚,殃及土氓”。1988版《绩溪县志》载:“是年,大疫盛行,人口殒命甚众。”《泾川张香都朱氏续修支谱》载:泾县“大兵之后,瘟疫盛行,数季不息,归者皆死。” 胡在渭《徽难哀音》(二编 )载:“庚申之乱,徽人之见贼遇害者,才十之二三耳,而辛酉五月,贼退之后,以疾疫亡十之六七。

同治二年(1863),曾国藩自安庆东下,考察的情形是:“壮者被掳,老幼相携,草根掘尽,则食其所亲之肉”,“徽(州府)、池(州府)、宁国(府)等属,黄茅白骨,或竟日不逢一人”。

同治十年(1871)六至八月,德国著名地质学家、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从上海到宁波,经浙江金华、桐庐等县,进入天目山,越千秋关,至境内宁国、泾县,到芜湖,搭船至镇江,举行较仔细的地质考察和丈量,其野外观察看到的景象是:“只管土壤肥沃,河谷地带已完全荒芜。当你走近一组隐藏在树丛后的粉刷得雪白的衡宇时,会明了它们已成了废墟。这是昔时富足的河谷地带变为荒芜的有力见证。不时可见到暂且搭凑的小屋,暂为一些可怜的穷人的栖身之处,他们的赤贫与周遭肥沃的田地适成鲜明的对比。我提到过的都会,如桐庐、昌化、于潜、宁国等地四处都是废墟,每城仅数十所衡宇有人栖身。这些都是十三年前的太平天国叛乱者造成的。联络各城的大路已成狭窄小道,许多地方已长满高达十五英尺的荒草,或者已长满难于穿越的灌木丛。以往河谷中人烟稠密,这从墟落的数目之多和规模之大可以获得证实;所有原来的衡宇都以条石或青砖制作,有两层,其式样之好说明以往这里原是非同寻常的富足和恬静。无论是河谷中的田地,照样山坡上的梯田,都已为荒草笼罩,显然没有什么作物能在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。”

(作者系宣都会史志办副主任,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)
制作:童达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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